“伪权威”的通行证：纵容“假院士”“假将军”的，究竟是谁？

近期，深圳、广州警方接连通报两起冒充特殊身份案件：63岁男子阮某平假冒退役少将、中科院院士非法获利，73岁男子余某翔伪造国务院参事身份招摇撞骗。与此同时，河南郏县33亿元投资骗局曝光——自称“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”的苏文，其身份被证实全系伪造。这些案例撕开了“假院士”“假将军”横行的冰山一角，也暴露出社会治理体系中存在的深层漏洞。

身份造假的“产业链”与“共谋网”

在深圳宝安某供应链峰会上，余某翔以“国务院参事”身份致辞时，其手持的“聘书”竟系伪造。更荒诞的是，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长期将其列为荣誉会长，直到舆论曝光后才仓促切割。这种“身份背书”链条在多个领域蔓延：阮某平不仅伪造“火神山医院政委”“第一军医大学常务副校长”等头衔，还通过挂靠“中国民族品牌发展工程”等山寨平台，构建起“假头衔-伪认证-真牟利”的灰色网络。

身份造假的猖獗，折射出一条成熟的地下产业链。电商平台上，“族谱代编”服务可定制“苏辙后人”等虚假血缘关系，价格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；公关公司则提供“学术包装”，帮助骗子对接境外野鸡机构获取“荣誉院士”头衔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存在“重头衔轻核实”的功利心态。郏县政府在苏文项目中，对其“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”身份仅作形式审查，最终导致33亿元投资泡汤。这种“求资若渴”的心态，客观上为骗子提供了通行证。

监管体系的“漏洞群”与“责任链”

在阮某平案中，其冒充“中科院院士”身份长达数年，却未被及时识破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巍指出，根本症结在于社会尚未破除“唯帽子”的评价导向，导致“以名取人”风气盛行。这种畸形生态下，身份核验机制形同虚设：惠州某小学在聘任“院士课程导师”时，未登录中科院官网核查名单；博罗县中医医院邀请“院士”调研，竟未发现其履历中“火神山医院政委”等职务均为虚构。

法律追责的滞后性进一步纵容了造假行为。根据《刑法》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最高可判10年有期徒刑，但实践中往往因取证困难而轻判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为骗子提供活动平台的机构极少被追责。隗卓然律师指出，若企业明知身份虚假仍利用其进行商业宣传，可能构成虚假广告罪，面临最高200万元罚款，但现实中此类案例鲜见。这种“重打击、轻追责”的模式，使得骗子与协助者形成利益共同体。

身份治理的“技术盾”与“制度墙”

针对身份核验难题，2025年实施的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》明确要求，涉及身份认证时需采用“人脸+声纹+数字笔迹”多因素验证。同时，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已上线，用户可通过“网号”“网证”完成身份核验，避免个人信息泄露。这些技术手段为破解“假身份”难题提供了硬件支撑，但关键仍在于制度执行。

在制度层面，《中国科学院院士参加会议活动须知》已划出红线：严禁院士参与应景性活动，非学术性会议不得使用院士头衔。这一规定不仅规范了真院士的行为，也为识别“假院士”提供了依据。清华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建议，可建立全国联网的“身份核验黑名单”，将冒充者信息纳入征信系统，限制其参与公共活动。这种“技术+制度”的双重防护，正在构建身份治理的新范式。

社会认知的“祛魅化”与“理性化”

“假院士”骗局频发的深层土壤，是公众对权威身份的盲目崇拜。在阮某平案中，其虚构的“雷神山医院政委”身份，竟让多所中小学、医院信以为真。这种认知偏差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——2025年曝光的“山海集团”案中，骗子通过免费旅游、温情陪伴等手段，骗取244亿元养老金。对此，公安部提醒老年人牢记“三查三拒”：查企业资质、查项目真实性、查收益合理性；拒绝模糊合同、拒绝个人账户转账、拒绝追加投资。

破除“头衔迷信”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。中国蚕学会在发现阮某平冒用身份后，立即声明与其无任何关联，并呼吁建立学术活动“盲审制”——隐去参与者身份信息，仅评估专业能力。这种去标签化的评价体系，正在重塑社会对“权威”的认知。正如《法治日报》所言：“真正的权威源于专业能力，而非虚假头衔。”

从“假院士”到“假参事”，从“伪将军”到“山寨专家”，身份造假的本质是权力符号的非法套现。要彻底铲除这一毒瘤，既需要构建“技术核验+制度约束”的防护网，更需要重塑“能力为本”的社会价值观。唯有让身份回归真实、让权威回归专业，才能从根本上堵住“假头衔”的通行证。

责任编辑：秋实